[25] 同上书，第258页。转引自威廉·F·梅著《职业伦理学：背景、范围和教师》；原书为丹尼尔·卡拉汉等编，纽约普林努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页。

[26] 同上书，第260页；转引自阿瑟·L·卡普兰：《义务结构：伦理学家关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作用所作的技术定义的几点限定》，载《加拿大哲学杂志》增刊第8卷，1982年，第1-18页。这个工程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就类似于前述的“原则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但他没有将理论这部分与应用分开，其实那种划分完全是人为的，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是有害的；虽则加强了伦理学的技术应用这一方面，但容易使人误解应用伦理学不过是玩弄几个永远不变的原则而已。这倒像是医生的协定处方，只要打勾即可治百病。

[27] 参阅卡尔·白舍客著《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二卷）（静也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