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不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必须由神学来求证；信仰常常是没有原因的，反对一项高生命科学技术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不能用某些人的信仰作为理由禁止科学家不作为。我们为什么认为医生对病人保密或不准堕胎是应用伦理学，而对孩子们说：“你不该说谎”等告诫就是一般的道德问题？叔本华既重视道德实践又不忘记具体训诫的理论来源，他指出：“在科学伦理学中，除意志作用法则外，我们要承认其他支配意志的法则——那些原初的和不以人的命令为转移的法则——以前，我们必须首先证明并且推定他们的实存；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伦理道德事务方面，我们不仅涉及推荐诚实，而且涉及实践诚实。直到给出那一证明，我将只承认一个可以追朔到关于法则、戒律、责任的概念所由输入到伦理学的来源。”[7]道德法则的应用只能源于伦理学理论，“认为职业领域存在着不同于一般道德情景的应用伦理学，这是错误的。”[8]哲学与神学不同，即使是来自“摩西十诫”或上帝的话，也必须进行理论的论证；任何特殊情境的理论伦理学应用都必须合乎逻辑，在方法上也必须使人信服。叔本华开始批评康德的第一个错误步骤在于它对道德学本身的概念，不去关心发生之事的理由，而是只一味寻找“关于纵然从未发生、仍应当发生之事的法则.”[9]其实，普通人为什么认为许多信条或法则是天经地义的，就是因为”道德发生于神学并且是以作为上帝特殊旨意的神学为根据的。”[10]康德摧毁不可动摇的思辨神学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而用自己的理论支撑伦理学；伦理学的旧支撑物已经认为是腐朽的难道只是康德那一个时代？当我们再回到神学中去思考欧洲的那次反叛和变革时，我们今天的学术界的基本哲学信念已经再次出现更大的危机。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新的适合后医学社会和人工生命科学时代的伦理学基本原理或基础，为什么非要制造一个“应用伦理学”，怀有不同心态、持有不同意见、操有不同语言、来自不同职业境遇的人聚在一起，用一些幼稚又行之无效的“原则”、“宣言”、“声明”、“纲要”等等来捍卫人类的所谓自尊？

叔本华认为，道德发生于神学并且是以作为上帝特殊旨意的神学为根据的；但哲学家一直期望躲开它，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思辨神学一直支撑着伦理学。[11]我们从来都在寻觅好的道德，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辩词来有力的论证这些好道德存在的条件与必要性，尤其不注意它们的最初来源，这就容易使生活神学化。应用伦理学创造一些观点让人们来理解境遇，以启发人们的行为，排列或拼凑一些规则，以解释或标示选择的合理性，但是，“这更像用很多方法来运用知识，而不是从特殊的条件中推导或引出结果来。这还是把一般道德（法则、观念）用来处理问题。”[12]应用伦理学是半自动化的解决实际问题和纷争，甚至把那几个翻来覆去的原则作为“上帝的话”来考证现实境况的应当与否的判断，而往往掩盖了事情发生的背景，“在实际决策对正在被应用的法则和理论起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朔本求源。我们成了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牺牲品，这分离刻画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分离的特征。”[13]没有应用伦理学，人们从没有放弃伦理学理论对政治、家庭、经济、性以及对生命科学研究、医务或其他职业的指导。“应用伦理学”易于使人忘却道德哲学理论或使人养成肤浅的实利主义习惯。

应用伦理学是急躁和浮躁的学术心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简单、粗暴的行动测量工具，反映了“忧、畏、烦”的“后现代”人的一种懒惰、急于求成、躲避深刻的心态与情感。后现代主义初期，主要是使技术纯净并极力使其发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一方面因工具的超现实而吸收且消化了抽象的领域，另一方面，把价值评判作为实现具体目标的手段。一种普遍的玩世不恭成为我们思索问题的障碍，只是这样去做，不必研究为什么，特别是以为没有必要去追问处置原则的起源。他们从不考虑反对克隆人技术的背后已经承认上帝之手的神圣，也更不知晓“14天”[14]的规定竟然使用了基督教的时间；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他们完全没有理性的觉察，显然，理性已经被其工具化和俗世化了。他们离信仰骑士相距甚远，他们没有缺乏理论的恐怖，更不会有悲天悯人的伦理责任，没有专心致志的关注，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惟有目标是他们的生活，只有目标是他们的生存的意义。

“信仰的骑士独自为自己负责；他为自己不能为他人理解而深感痛苦，但他并不妄想去教导他人。他的信心就是他的痛苦，但他并不知道虚妄的想法，只因他的心灵太过于诚实。那冒牌的骑士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将自己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因为他绝不可能明白什么东西处在危险之中：只有另外的个人准备走上同一条道路，它就必须成为那条路上单独的一个，而且听不到任何人的忠告，任何想施加影响的人的忠告。”[15]

应用伦理学产生于伦理学贫困与危急的时刻，我们一方面没有理论应对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环境的改革；另一方面又不适应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后现代伦理价值的颠覆；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新文明的挑战，我们已经耗尽了康德以来物自身的所有知识，他所辟出的宗教与道德的稳妥大道已经达到尽头，如果不重新开辟道路我们将走不到明天。我们应该重新体味康德的这句话：“我必须放弃知识来给‘相信’腾出一个地方。”[16]应用伦理学是一部矫揉造作的作品，虽然他们故意分别制造了原则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和理论应用模式的应用伦理学也掩盖不了这一怪胎的窘迫与尴尬。理论应用伦理学只是原则模式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难登大雅之堂的陪衬，他们始终意在用简单的几个拼凑的原则以完成伦理学全部的解释性工作。“他们或者不得不采取某一种理论作为其解释系统而摈弃所有其它解释系统，或者由于采取混合方式的理论解释而牺牲其应有的内在一致性，或者由于始终会处于同应用其它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伦理学的对立地位而倾向于认为所有以往的伦理学理论都是应当摒弃的，而勉为其难的从事了取代以往全部伦理学的‘解释性’工作。”[17]其实，理论模式的应用伦理学并不存在，怎么可能完成检验、纠正和改造伦理学传统的使命？因为热衷于应用伦理学的人只关注原则的应用，而不关心原则的理论支撑，他们已厌倦了理论的研究，其初衷就是逃离理论的“灰色”与沉闷而回到现实中来的，他们如何肯花力气再去挖掘理论的深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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