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应用伦理学

             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孙慕义

摘要: 应用伦理学还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体系，它只是一个松散、缺乏严密逻辑结构的“应用问题群”，只是便于对实践问题的解释、阐明、陈述和对职业规范的探究，用伦理学的部分理论与研究方法，与社会和人类对话；它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研究概念、教育概念和体制化传达语式，并为说教或俗世伦理学的传播而进行的相对主义修补，其运用直觉主义或境遇主义的后现代手段，移植或制造一系列“不证自明的”后经典原则实用主义地、分裂地、常常孤立地对具体问题予以说明。应用伦理学是急躁和浮躁的学术心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简单、粗暴的行动测量工具，反映了“忧、畏、烦”的“后现代”人的一种懒惰、急于求成、躲避深刻的心态与情感。应用伦理学是一个过渡，可以作为一种对研究群体召集的理由；当它已经成为一种习称和流行语时，我们可以就势建立一个单独的学术舞台，把“伦理学理论应用”或“应用伦理”作为交流语式，引导其对一系列悬而不决的问题进行充分研究；在我们的社会中把伦理学理论化成进行社会抉择的理智力量；使道德哲学家重新在公共生活、立法与决策中占有地位。

关键词：应用伦理学  实证哲学  工程模式应用伦理学  原则模式应用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如果开始我们就否认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完善、成熟的学科存在，那将会引发许多激烈的纷争；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都认为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勃兴。令人失望的是，应用伦理学至今不是一门认真和成形的学科，他依旧限于一种伦理学理论的应用，它只是作为过程，表明一种方法，运用一种哲学理论，“或者要求一般道德提供一种特殊的法则去解决一种特殊的道德复杂问题。”[1]

在什么都“行”与什么都“后”的生活模式奉行的今天，对道德特权的挪用以及对道德能力的篡夺在伦理工具化与生命伦理虚无化的保护下，已开始与我们进行公开的竞争；其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支，并认为“是以突出民主原则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产物，是公民社会的文化发明，是公民社会的道德理论。”[2]

首先，应用伦理学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体系，它只是一个松散、缺乏严密逻辑结构的“应用问题群”，只是便于对实践问题的解释、阐明、陈述和对职业规范的探究，用伦理学的部分理论与研究方法，与社会和人类对话；它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研究概念、教育概念和体制化传达语式，并为说教或俗世伦理学的传播而进行的相对主义修补，其运用直觉主义或境遇主义的后现代手段，移植或制造一系列“不证自明的”后经典原则实用主义地、分裂地、常常孤立地对具体问题予以说明。如果我们抛开对道德起源、人的情感与理性依据的研究，单纯就现有的道德规定对日常生活、经济社会和科学实践进行指导，并各自居于某种文化偏爱中以“个人价值”取代人类价值，这种结果如能不造成失误那是一种侥幸，对应当的决定和对善恶的评价是充满风险的事。休谟指出：“首先确立一条一般抽象的原则、而后将之分化为各种不同的推论和推断，其自身可能是更完善些，但更不适合于人类的不完善的本性，是道德和其他各种主题中幻想和错误的一个共同的源泉。”[3]“应用伦理学”显然经常获得以一种方式理解正义原则的人与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正义原则的人的激烈争论，即使在关键部分怎样解释《旧约》或另外的极权威的经典以及从一篇文本到另外一篇文本的发展，都能得到一致意见，也没有办法使人们的分歧消解。麦金太尔认为，对福柯来说，学术表述问题作为一个谱系学家所带的面具所经受的压力，比尼采所感受的更为紧张[4]。官方学术史经常把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一种面具，尤其是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观念，一经应用者的修饰，就与经典作家的道德愿望相抵触，结果，“事实上没有导致任何对真理和理性的进步”，却因没有意识到局限性而成为要求毁灭和自我毁灭的牺牲品。[5]这一切都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导引的错误。拉丁语基督教的教条主义神学是由哲学的理论和伦理学的论证广泛传播的，“并是在其自身对真理和和理性的奥古斯丁主义的理解之内得以落实的”[6]，而这些理解与很多最好的注释者的理解都不一致，如果对一项生命伦理学原则不进行重新注释和学理性研究，没有道德哲学的讨论与创新就不能最后解决堕胎、克隆人技术的善恶评判，再多的社会调查与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一种哲学和另一种哲学遭遇，各自都有其评价哲学主张之真理性与合理性之标准，这两套或几套标准明显不可公度，有些互不相容，如何去求证行动的正当性呢？过于强调应用，甚至使其部门化与行业化，势必淡化理性思考与研究，依赖不成功的理论末节去生搬硬套地应用于实践，使这个学问只剩下不变的原则，而没有了“支持原则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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