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1部队-----半个多世纪后的反思 |
| 副标题: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9-2 |
|
| |
|
1背景介绍:反人道的细菌战及其被掩盖
在半年多世纪之后,重提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坛上,我们来讨论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在中国进行的细菌战试验,以及战后美国为了获取有关资料对此的掩盖,主要是为了从历史上汲取教益,使生命科学真正为人类造福。为此,先作一些必要的背景介绍:
1.1 731部队及其实施的细菌战
早在1932年,日本就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立研制细菌武器的“防疫研究室”(翌年扩建为防疫研究所)。1933年,日本又在我东北哈尔滨秘密组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实际上就是细菌部队,化名为“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并在背荫河建立附属细菌工厂。不久,迁至平房。1941年,该部变更番号,被命名为“满州第731部队”,成为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总务、教育、器材和诊疗等8个部,并有若干支队的庞大组织。此前,日本还组建了“关东军兽类防疫部”(长春,100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南京)等多个细菌部队。同时在日本本土也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研制细菌武器。
日本从事细菌战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石井四郎。他是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1927年获博士学位,1928年成为一名军医。1930年,他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即狂热鼓吹细菌战,并受到军方的有力支持。他说,“战争专靠实力,这已过去了。科学上发现了大批杀人而不损坏物质的有力武器,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建立实验中心”。他认为制造生物武器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这对经济危机、钢铁缺乏的日本帝国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1]。石井四郎不仅自始至终组织策划了庞大的残暴的细菌武器研制,而且亲自参与指挥了对我国浙江、湖南等地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比德国法西斯的“死亡医生”门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之所以把细菌武器的研制基地设在我国东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进行活体实验。用活生生的人作为细菌武器的试验品是反人道反道德的,在日本本土难以进行。于是,石井等人主要以中国人为实验对象。尽管他们对此严密封锁,参与试验者必须宣誓决不泄露,称之为“秘中之秘”,但大量事实已充分证明,从1933年至1945年,731部队等一直在进行活体实验、日军有专门的渠道,向731部队输送实验对象,然后进行各类实验,包括鼠疫、霍乱、破伤风、炭疽等,当实验对象无价值时,便被残酷处死。据不完全统计,因此而死亡者不下3 000人。
据美国南加州大学吴天威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我63座大城建立细菌战分部及细菌制造工厂,而我同胞遭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致死者达数万人。日军自该年起在我国20省内进行过细菌战,军人除外,已杀死我无辜平民27万人”[2]。不仅如此,日军的细菌武器在战后还引发了多次鼠疫等的流行,其危害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1.2美国的掩盖
1945年日本投降,美军占领日本。美国一直对日本的细菌武器研制感兴趣,因为它也在研制细菌武器。倘能垄断日本的有关资料,不被苏联人所获得,必定会有助于美国加快研制速度、提高研制水平。日本投降后仅一星期,美国就派细菌专家山德斯赴日调查和收集731部队的资料。以后又陆续派出美国研制细菌武器基地的专家。同时,军方情报人员也积极活动。目的只有一个:获取日本细菌武器研制的第一手完整资料,特别是活体实验的材料。为此,与石井等人秘密交易,以不受战争罪犯审判为条件。1947年5月6日,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给华盛顿当局的电报称:“若答应以书面保证石井及其协助者免受战犯罪责的起诉,即可获得日本陆军高阶层内部之计划和石井细菌战的全部理论内容,而且此举亦能使石井获得从前部下的全力协助。”这笔交易终于做成,石井等罪大恶极的细菌战犯非但未受任何审判,不少人还成了日本战后的“精英”。在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医生有29人被判绞刑,还有数百人被处无期或有期徒刑。而日本的细菌战犯除在苏联的伯力审判中极少数人受到法律制裁外,东京审判根本未涉及细菌战问题。这是历史的耻辱。其实,美国并未拿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材料,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也使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当人道与科学发生矛盾:科学能高于一切吗
1925年在瑞士日内瓦通过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庄严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日本外,没有一个国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使用细菌武器,即使希特勒法西斯也未使用细菌方法作战,然而日本用了,临近战败,石井四郎还叫嚣:“是细菌武器拯救了日本”。
大量材料表明,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日本的科学工作者和医生并非不知道从事细菌战和活体实验是反人道的,为国际法所明确禁止。1946年2月8日,石井四朗在接受讯问时,曾冠冕堂皇地表示:“细菌战是反人道的行为,把这倡导为一项战争的手段,是对天皇陛下的恩德和慈悲的一种玷污”。[1]但他们都不仅研制细菌武器,而且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细菌武器。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借用科学的神圣名义。一位参与者如此表示:“我确切相信石井中将在那儿进行的细菌战准备是一项重大的科学实验”。[2]在他们看来,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以科学的名义,什么都可以做,可以不顾伦理道德,不顾国际法规。
同样,他们也知道活体实验是背离伦理规范的,反人道的,因而才严格保密,以防泄露遭世人之谴责。不过,在他们心目中,活人只是科学的“实验材料”[3]。既然是为科学实验服务的“材料”,那么,为了取得更多更好更精确的实验数据和结果,即使用活体实验也是值得的,用什么“实验材料”要服从实验目的,有利于实验的进行和效果,根本不必考虑什么伦理规范。
总之,科学高于一切,以科学的名义什么都可以干。
无独有偶。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在从事日本细菌武器的调查时,反复强调他们是站在“纯科学”、“纯技术”的立场,与战争犯罪调查和审判无关。一个日本人对负责调查的美国细菌武器专家说:“如果你是从纯科学的立场进行调查,那你就能得到详尽的情报。”[1]这也正是美国科学家的想法。据认为,美国存在3个关键技术难题:(1)必须根据动物实验结果来推测人体对特定毒素的易感性,缺乏人体实验的数据;(2)缺乏关于细菌武器投放系统的第一手资料;(3)细菌战野外实验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这三个问题能够从日本的细菌战资料中得以解决,那将是无价之宝,美国研制细菌武器的底特里克基地的一位重要科学家如此评价:“日本用人体作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这些资料可以与我们及盟军用动物作的研究的资料参照利用”。[2]另一位科学家则这样认为:“在调查中收集到的证据成倍地推进了这个领域各方面的先进研究,这是日本科学家花费数百万美元经过长年的研究得到的资料。新得到的有关人体接种特定量的传染病菌后,对这些疾病的感应资料,由于对人体实验的良心上的顾虑,在我们实验室是无法得到的。关于这些资料迄今花费总额为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九牛一毛”。[3]在他们看来,为了得到这些“无价”之宝贵资料,与石井四郎等人作秘密交易,让那些策划和实施细菌战的“科学者”免受战争犯罪的审判是完全值得的。负责调查的美国细菌学家诺伯特·弗尔明确表示:“调查只是为了取得科学的和技术的资料,与战争犯罪无关”。他还说,“这些日本人被保证不牵涉到战争犯罪”。[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些所谓“无价”之宝,其实并无多大价值。
[1] [2] [3] 下一页 |
| 学生园地录入:小秦 责任编辑:小秦
|
|
上一篇学生园地: Fan Ruiping
下一篇学生园地: 第六届国际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大会通知 |
| 【字体:小
大】【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